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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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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慈善事业，使其在合理性、有效性、可协作性、透明度和民主性上朝着更好的可能性发展。
技术应用的障碍并不在于技术本身，来自历史文化、情感、行为、监管和组织方面的障碍才是常见的阻碍进步的因素。
因为降低了准入门槛，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超载。保持质量并帮助人们在多种参与途径中辨明方向将对非营利行业变得愈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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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SSIR英文网站
议题编辑：林夕、姚森
学术顾问：段伟文作者：劳拉·阿里亚拉加·安德森翻译：冷鸿翱、刘水静校对：张亦蕾、林夕、姚森
全文约1w字，建议收藏细读：
过去，当捐赠人操作小型捐款时，无论是将几美元放在捐赠筐中，还是寄出一张支票以回应邀请捐赠的邮件，或是通过信用卡捐款，都会感觉自己像是在把钱扔进一个黑洞——要想追踪这些钱是如何花掉的，以及衡量这些钱所产生的影响力，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应技术出现之后，我们发现，虽然点击网上“立即捐赠”按钮之后送出去的捐款仍然还是无影无踪，但新一代以数据见长的非营利组织，已经能够使捐助者不仅可以在线上随时随地捐款，而且还可以收到直接反馈（包括照片、视频，数据或受赠者本人的信息），了解他们的捐款是如何改变了他人生活，或是解决了社会问题。
技术可以给慈善带来的改善已不容小觑。用电子技术把捐赠流程管理透明化只是一个开始。通过众包工具，任何一个可以上网的人都能够献计献策。在社交媒体上，任何人也都可以发起一个全球性的慈善倡议活动。电子数据可以使任何规模的非营利组织都有能力评估社会问题，并跟踪问题解决的进展情况。
当然，前提是非营利组织必须有意愿、有资质、有能力去使用其收集的数据。新捐赠渠道其本身并不会创造更多的慈善家，也不会提升慈善的影响力——毕竟获取技术和运用技术向善是两码事，而网上对某项事业的热情也并不总是很容易就能转化为实际行动。（事实上，脸书的“点赞”功能反而降低了人们为某项事业捐款的可能性，因为对“点赞”这样的公开支持行动就已然感到心满意足了）。
但是对于坚定的捐赠者来说，技术应该能产生更大的效力。无论是在参与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还是在获取项目实施效果的实时反馈上，现在每个人都能不同程度地接触到以前只有大慈善家和大型慈善组织才能接触到的信息资源。如今，技术触及到了更多的人，他们可能从未把自己想像成慈善家，这些新一代的变革者们由此得以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来。
获取这些新技术并不需要对软件、平台、应用程序和系统进行大规模投资。开放源代码、在线采购、以及现成的客户关系管理软件（从零售业到旅行业所依赖的低成本技术）都可以提高慈善事业的效率和效益。通过增加机会，以及降低准入和创新的门槛，技术正在促进慈善事业的民主化。
尽管技术是推动变革的强大力量，但这种变革不会轻易发生，或很难在全社会同步发生。例如，在广告和娱乐行业，网络浏览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和云计算等颠覆性技术力量早已得到了迅速应用，然而，慈善领域才刚刚开始挖掘技术的潜力。
其实，来自历史文化、情感、行为、监管和组织(而不是技术)方面的障碍才是常见的阻碍进步的因素。变化会让人不自在——尤其是在慈善部门，问责机制的矛头所针对的通常是他们自己。例如，建立一个在线中心，使捐助者和非营利组织可以分享从失败策略中得到的经验教训，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美国的“诉讼文化”以及人性中不愿承认失败或不愿“告发”同事的本能，可能会限制愿意使用该在线中心的人数。
为了了解技术改变慈善事业的方式，以及其中的阻碍因素，我设计了一个框架，从四个广义的维度，也就是我所说的“路径”来考察技术的影响：更多的信息获取方式、更多人际网络的联结、更低的准入门槛，和更低的创新门槛。（当然，实际上，这四条“路径”之间存在很多内容相互重叠的部分。）
以乔尔科纳基金会为例——这家基金会让人们可以在线向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低收入社区的人们进行小额捐款：乔尔科纳为捐款者们提供了成千上万个潜在受益人的相关信息以及与之接触的机会、创建了捐助者社区、降低了慈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了准入门槛，以及，通过允许捐助者接收关于捐款如何被使用的照片和电子邮件等信息，加强了问责机制。
对于以上每一条路径，我都研究了它们在慈善领域内创造更高效率和更多机会所面临的挑战和障碍，以及，技术是如何克服这些挑战和障碍的，此外，还有实现这些技术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式。
慈善捐赠通常被当作 “投资”。然而，捐赠者很少像购买股票、投资创业公司或购买共同基金时那样对捐赠决策进行严格的评估与分析。通常情况下，他们的捐赠行为是情感驱动的。霍普咨询公司（Hope Consulting）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35%的个人捐赠决策是基于研究分析的，而在这35%的捐赠者中，只有3%的捐赠者为找到“最有效”的非营利组织进行过研究。要想做出最有效的慈善决策，捐赠者必须同时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共情能力。例如，你需要思考你的捐助行为有没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效力：是资助一个7岁的纳米比亚女孩一年的教育，还是捐助一个与纳米比亚政府合作的、旨在普及中学教育的大型非政府组织？做此类决定需要你对极其复杂的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同时还需要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分析。慈善家们之所以不对自己的捐赠行为进行严格分析，原因之一是他们往往很难获得所需要的信息。我们很难像买家比较汽车保险一样比较非营利组织。在缺乏洞察能力，无法辨别捐赠决策能否有效的情况下，慈善家们就会不断地利用直觉、情感和个人关系来填补知识和分析的空白。现在，居于捐赠链另一端的捐赠者开始寻求更优质的信息，去了解他们的捐赠所产生的效力。这也是慈善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提供的服务。然而，在缺乏股价、市值、投资者压力、产品和价格差异化等营利性驱动因素的情况下，慈善问责机制的作用一直非常有限，非营利组织或基金会的丑闻也经常见诸报端。除以上困难之外，评估慈善行为的社会与环境影响力也比核算财务回报要难得多。通过开放海量信息储备，技术可以让捐赠者了解到他们的捐赠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力，并帮助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对捐赠者的资金使用情况给予详细、及时的反馈，从而有助于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现在，捐赠者可以在网上找到大多数大型基金会发布的研究报告，以及它们的财务状况和非营利性评估，这基本等于免费获得了最好的资金经理的分析报告。在好创投（Good Ventures）和凯斯基金会（Case Foundation）的带领下，过去一度稀缺的关于家族基金会的资助组合信息现在也上线了。与此同时，在线评估师们也在为捐赠人做着有价值的工作。 比如导星国际提供了美国、英国、比利时、印度和以色列的数以百万计的非营利组织的信息；看见伟大非营利（GreatNonprofits）开发了一些工具，使人们能够识别、评论和分享那些高效慈善机构的信息；好捐（GiveWell）能够比较不同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力和相对成本，以此为捐赠者提供建议，并帮助他们决定捐赠的方向。
社会影响交易所（Social Impact Exchange）的社会影响力100（S&I 100）指数则是一个相对较新的项目，该项目利用第三方评估来评定非营利组织的影响力和可扩展性。捐助者掌握了这些知识之后，就可以在资源分配上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这些信息资源尽管很有用，但也有其局限性。评级组织会采用不同的评估方法，有些是从非营利纳税申报表中获得评估数据（如日常开支数据，而这些不一定跟项目影响力有关），另一些则能提供更加细化的评级。非营利组织评估中存在着不一致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衡量社会变化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人们可以统计接受辅导的被寄养青少年人数，或是统计接受药物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人数，但评估一个致力于提高反家庭暴力意识或预防首次入狱的团队的影响力就相对困难得多。除了直接的项目成果之外，捐助方还需要了解中期和长期的效果。同时，技术生成的海量数据也需要新的分析和筛选方式。虽然技术提供了许多收集和处理数据的方法，但人类智慧仍然是评估的核心部分。对慈善事业来说，在线评级系统只是尽调评估的起点，而不是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除此之外，还要鼓励捐赠者投入一些时间去了解为什么有的策略失败了，而有的则成功了，以及，这些经验如何能够帮助他们提升捐赠的影响力。对此，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捐赠者中心，其形式可以是专门的网站、脸书群组或其它社交媒体论坛，捐赠者在这里可以讨论他们为什么资助或不资助某一个组织，以及哪些资源对他们做决定是最有帮助的。有些组织，像基金会理事会（Council on Foundations）、小型基金会协会（Association of Small Foundations）和社会创新合作伙伴（国际） （Social Venture Partners International）等，它们可以创建在线网络，让成员们分享经验教训。目前已经有组织在做这件事了，比如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William and Flora Hewlett Foundation）和欧文基金会（Irvine Foundation）就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他们失败的经验教训。其它基金会也可以仿效这些做法。即便如此， 慈善领域在信息分享方面也仍有许多障碍，从透明度到法规严谨度的缺失，以及对不佳表现的关注等，都有可能导致捐赠者放弃对一个组织的资助。同样，人的因素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毕竟，谁会真的喜欢谈论失败、错误、财务信息不一致和缺陷？又有谁会愿意公开贬损一个有着良好社会变革意图的组织呢？技术能带我们走多远，这取决于我们愿意走多远。过去，慈善家之间很难相互联络。由于缺乏时间和面对面交流，慈善家们想要分享他们对慈善事业的热情，或是想要互相学习就会很困难。对非营利组织来说，建立捐赠者数据库很耗时，另外，回应请求、感谢捐赠者并向他们提供最新的进展情况，这些都需要单独写信和邮寄（还不是电子版的那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捐赠者网络，资金的流向就只能有一种，即从个人到非营利组织或基金会这种单向模式，而无法有从捐赠者直接到最终受益人的点对点模式（peer-to-peer），也没有从捐赠者群体到其它组织的集体多对多模式 (peer-with-peer)。今天，网络、捐赠者管理软件、电子邮件、社交媒体和移动通信已经彻底改变了捐赠者和受益人之间的互动方式。非营利组织可以在网上发布图片和视频，或通过智能手机进行交流，这些方式拉近了捐赠者和被资助者之间的距离，意味着捐赠不再是纯粹的自上而下的过程，也不再是只有大型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和富有的捐赠者才能成为在慈善领域中推动社会变革的主导者。技术使捐赠者能够直接与受益者互动，并在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规划中发挥更实际的作用。例如，“捐赠者之选”网站在深入了解了捐赠者在做慈善决策时的需求之后，创建了一个在线教育市场，通过这个在线市场，教师可以发布从书籍到实地考察等各种需要资助的学校项目，同时，捐赠者可以在网上直接对要资助的项目进行选择。此外，技术也推动了集体捐赠，并允许个人捐赠者在虚拟捐赠圈中汇集资源。例如，“变革帮”（Change Gangs）组织了一个捐赠圈子，为宠物、困难群体和退伍军人进行捐赠。当人们汇集在这个圈子里时，原本互不相识的捐赠者就可以围绕着某一个目标或问题展开合作。以 “捐赠星期二（Giving Tuesday）”为例，它将美国慈善社区联合起来，在假日季开始的时候开展为期一天的捐赠活动。合作伙伴们一起创建项目，并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宣传，结果收效可观。2013年，约有10,000家公司和慈善机构参与其中，产出了约50万条以 “捐赠星期二（Giving Tuesday）”为标签的推文。根据布莱克波特科技的数据，在2012年（"捐赠星期二（Giving Tuesday）”启动年）和2013年之间，平均捐赠规模增加了40%，其中布莱克波特科技经手处理的捐赠总额增长达90%，从2012年的1010万美元增加到了2013年的1920万美元。
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技术拥有不错的潜在关联能力，慈善领域对相关技术的应用速度还是要落后于其它行业。确实，消费者更习惯于在购物的时候分享对产品或服务的想法（从亚马逊评分到Yelp评价）。人们可能会觉得，希望改善别人生活的捐赠者应该有更大的动力去分享知识，因为如果说分享对一双新跑鞋的想法是有价值的，那么为什么不分享你制定消除疟疾的解决方案时的体验呢？世界危机这么多，数据网络有潜力提升我们的影响力，把我们与来自各界的捐赠者联系在一起，使捐赠跨越地域界限。当然，在线网络等相关平台其本身并不会引发新的捐赠热潮。社交媒体的兴盛也并不总是与捐赠量相匹配。社会学科学（Sociological Science）杂志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脸书上点赞“拯救达尔富尔”（Save Darfur Cause）的人中，只有0.24%的人真正向该组织捐了款。布莱克波特科技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约1%的在线筹款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的；仅2%的美国非营利组织通过脸书筹集到了1万至2.5万美元的资金；只有1%的非营利组织通过脸书筹集到了2.5万至10万美元的资金。尽管建立集体捐赠或信息分享的人际网络有一定的作用，但如若没有具备宏伟目标和明确使命的正式组织，就很难制定强有力的战略。这也是慈善领域面临的下一个挑战。为此，我们需要更有效的协作工具。技术如何让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团结起来，共同解决某一社会问题？算法能分析社交媒体的涟漪效应，是否同时也能生成足够有力证明成效的证据，以鼓励参与者更多的投入，并帮助运动领袖引导支持者采取相应行动？当找到运用网上表达的良好意愿的新方法之后，技术就能将虚拟的支持转化为实际的行动，然后社交媒体就会赋予个体捐赠者以巨大的能量，继而引发巨变。在古代，阿基米德的杠杆可以撬动地球。今天在慈善界，技术是我们手中最有力的杠杆之一。正如企业在其初期阶段一直会面临的情况一样，社会变革组织（如民间团体，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在财政，智力和人力资本方面也面临着巨大的，甚至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启动成本。没有技术，非营利组织很难识别和管理志愿者，正如志愿者很难找到机会一样。系统性的解决方案需要项目达到一定规模，方能得以实施，从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而要达到这种项目规模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它需要在每一个步骤中收集数据并将评估整合到项目中，以及创建数据用于概念验证、保持项目不断迭代、提升认知、维持兴趣、激发追随者的行动——这些过程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耗资甚巨且难以实施。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竞争环境会变得更加公平，并允许所有的具备了背景、资源和年龄的变革者进入市场并规模化他们的解决方案。当然，创建一个有员工的基金会或非营利组织仍然需要大量的投资。但网络和社交媒体的连通性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发起一个捐赠活动或倡导某一个活动，以相对较低的经济成本影响和激励成千上万的人。例如，2011年，一群厄瓜多尔妇女在“变革”网站上创建了一个在线请愿书，要求关闭一个折磨女同性恋患者的“诊所”网络。超过10万人加入了这一运动，促使厄瓜多尔政府采取行动根除这些诊所，释放被困其中的妇女，并发起一场打击仇视同性恋现象的全国性的运动。
网络也在为志愿服务做一些工作，就像求职栏为求职做的一样。例如，“领英理事会联络站”利用非营利组织董事会成员（同时也是有抱负的理事会成员）在领英上的网络和关系，来寻找具有合适技能和敏锐度的理事会成员。在总部位于纽约市的社交网站“星火”Catchafire上，用户可以在线浏览，找到需求符合他们技能的组织（它还能计算出一定数量的公益时数能为组织节省多少钱）。“志愿配对”（VolunteerMatch）是一个更大的组织，它允许用户输入他们的慈善意向和邮政编码来搜索志愿工作的机会。对年轻人来说，“行动吧网站”（DoSomething.org）为他们匹配了不需要钱、车或成年监护人的志愿机会——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通过手机完成。
当面对非营利组织的经营这种更实际的问题时，技术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过去那种说到捐赠者客户维护便意味着整理名片盒和往信封里塞材料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组织可以变得几乎完全无纸化。贝宝（PayPal）和其它在线支付系统意味着捐赠者可以通过网站或移动站点向大多数组织捐款。“活动之光”（Eventbrite），“邮递猿”（MailChimp），“销售力”（Salesforce）和“调查猿”（SurveyMonkey）等软件服务允许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对邮件发送和事件活动进行管理，并更清楚地了解捐赠者是谁，他们属于哪个细分领域，以及他们的热情所在。Box和“多宝箱”（Dropbox）提供的基于云计算的慈善项目也提高了非营利组织的效率。捐赠者甚至可以创建和管理他们自己的筹款网页：这是 “慈善:水”（charity：water）向其支持者提供的东西，“慈善：水”是一个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提供安全、清洁用水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在线连接来共享如计算机设备或办公空间这样的资源，或者在购买用品时获得团体折扣，从而降低成本。例如，“非营利共享”（Nonprofit-share）正在开发一个平台，通过该平台，非营利组织可以找到其它正在致力于解决类似问题，并且就位于其附近的组织来共享资源。“国家建设者“（NationBuilder）是一个在线社区组织者工具，它让非营利组织能够接触和管理大量的支持者、捐赠者和活动人士。
许多由网络提供的节省成本的服务并不是专门针对非营利部门的。然而，随着共享经济的扩张，无论是非营利组织使用跑腿兔（TaskRabbit）对事务和行政管理进行外包，还是使用爱彼迎（Airbnb）在出差时寻找廉价住宿，或是使用来福车（Lyft）寻找经过背景调查的社区司机，潜在的资源节省和效率收益的好处都是巨大的。节省成本和提高效率也会使捐助者受益。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和运营的精简，更高比例的慈善资金可以流入到项目和服务之中，最终改善更多人的生活。尽管许多在线服务和社交媒体的访问是免费的，但请记住，必须要有熟练的员工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通常，这些员工所期望的工资会高于非营利组织的支付能力。因为技能物有所值，所以非营利部门需要想办法吸引这些人才，或是想办法利用企业部门的无偿服务。许多可以帮助非营利组织实现其使命的技术已经存在——只需要合适的人员来对其进行有效使用即可。与此同时，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生活存在于线上和云端，技术也带来了隐私问题和安全风险。当非营利组织以数字方式存储捐赠者的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和财务信息时，它们就容易受到黑客的攻击。如果说技术让非营利组织更容易在线上建立存在，它也会让冒充这些组织的骗子们更加容易得手。为了维护捐赠者和志愿者的信任，非营利组织必须开发强有力的安全系统来保护捐赠者、志愿者和受益人的信息，他们必须帮助捐赠者将合法的非营利组织与骗子区分开来。最后，因为降低了准入门槛，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超载。随着筹款活动和志愿者机会充斥着电子邮件收件箱和社交媒体网站，这些机会的质量被稀释，使捐赠者和志愿者更加难以选择支持哪个组织或项目。因此，保持质量并帮助人们在多种参与途径中辨明方向将对非营利行业变得愈发重要。全球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呼唤实验和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慈善事业常常被称为社会风险资本。也许你会认为，在摆脱了政府官僚主义的桎梏和股东的压力之后，慈善家们可以容易地创新并承担风险，但情况远非如此。对于管理他人捐赠资金的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来说，往往捐助方资金越匮乏，其解决社会问题所需承担的风险就会越大。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缺乏能力或资金来做贝塔测试、原型模拟或数据分析，因此很难进行深刻的思考，继而做出更好的决策。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通常都是各自工作，他们很难互相交流想法、利用集体智慧，也很难获得外部的创新资源。对于个体慈善家来说，他们面临着相似挑战：如果不能汲取别人的智慧，他们就很难提出创新的捐赠策略。获取建议的论坛和来源其实都存在，如斯坦福慈善和公民社会中心的慈善创新峰会这样的会议和研讨会，就汇集了捐赠者人际网，此外，私人银行也会通过其家族办公室来提供建议。但这些活动可能很昂贵，或是只开放给客户，而且并不是每一个捐赠者都能拥有私人财富管理公司所要求的那一级别的财富。事实上，大多数慈善资金都来自于普通人的慷慨解囊，而不是大众媒体上看到的那些百万或亿万富翁。为使捐赠起到成效，这些普通人也需要进入慈善社区，在里面交流创新的想法和来源。社交网络正在开始改变个体慈善者之间的合作方式。网络牵线搭桥的力量创造了一个由捐赠者组成的人际网，如果没有它，捐赠者们可能就无法找到对方。对于组织来说，技术是一个强大的工具。通过使用诸如3D打印、计算机建模和模拟等技术，非营利组织可以创建原型、测试社会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并在必要时改变其战略。反馈回路模式可以更大规模、更快、更准确地运用到到社会服务项目中：在每个模块中，通过多选项的评估或测验，在线学习系统可以向教师提供实时反馈，以使他们了解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有效性。通过移动技术，社区自己就能直接报告本地所遇到的困难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以 “危机短信热线（Crisis Text Line）”为例——它是社会企业家、行动吧网站的首席执行官南希·卢布林的创意：这项服务让青少年可以随时通过短信联系到咨询师。并且，借助数据的力量，算法还可以收集短信中使用的每一个词，然后向咨询师发出实时提醒，提示他们，青少年正在提出某些特定的问题和提供某些特定的信息。例如，如果一个青少年在一系列短信中使用了 "害怕"、"不安全 "和 "回家 "等字眼，咨询师就会收到信息，提示可能存在的虐童情况，从而让咨询师可以定期跟进，对该青少年提供支持和辅导。
网络还可以让非营利组织和基金会发掘群众的智慧。通常，通过比赛和游戏的方式，创意就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地方和任何领域的个人和组织中被发掘出来。由凯斯基金会于2007年发起的“自主行动大奖”是最早采用互联网的"以公民为中心"的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竞赛之一。它邀请个人或团体在网上提交想法，入围的前20名选手将获得10000美元的奖金。
当然，这些寻找创意的新方法也带来了挑战。线上竞赛的限时工作方式所带来的兴奋感意味着，尽管人们可以暂时聚在一起就一个项目开展合作，但他们可能没时间为实施这个项目进行长久的合作。而且，虽然每一个人都在追求创新的源泉，但要注意的是，其实已经有很多好创意了，这些创意都可以在多个市场上得到规模化和推广，或者在现有的非营利组织内部进行试点。如果没有筛选好创意的机制，不能将网上的热情转化为对现实世界的真实作用，那么众包和社交媒体就有可能走向过度创新，从而牺牲掉对成熟方案进行规模化和实现重大变革的机会。此外，虽然电子数据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新视角，使他们更加了解了他们正努力克服的挑战和已取得的进展，但各组织也面临着“数据过载”的风险。随着收集到的数据量的增加，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的新方法将是必不可少的。帕兰提尔（Palantir）公司开发的软件可以实现对海量数据源的深挖，这在同类公司中处于领先地位。该公司通过自己的慈善工程队与非营利组织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例如处理即将过期的药品、协调灾后志愿者之间的工作。尽管帕兰提尔以免费或极低的价格（“低偿公益”）提供服务，但并不是所有的非营利组织都拥有与该公司合作所需的知识或相关的数据基础设施。这也再次证明，用线上创意去解决实际问题是需要线下支持的（因此帕兰提尔也为其非营利组织合作伙伴提供人力支持和软件支持）。
在技术的推动下，慈善事业正处于一个重大转型期的初级阶段——从善意依赖转向更大的规模化和可测量的影响力。然而，技术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推倒重建的过程中，文化和历史障碍（再加上路径依赖和个人惯性）会使每一步都困难重重。市场力量激励私营部门拥抱变革，慈善事业因对其的缺乏而减缓了对技术的采用。显然，技术应用的障碍并不在于技术本身，因为慈善事业变革所需要的技术系统如今已经存在了，只要投入合理的资金就能把这些系统利用起来。对慈善事业而言，要想真正拥抱技术及其所带来的进步，慈善专业人士和个体捐赠者都需要改变心态。对技术的应用会受到时间及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到2017年，千禧一代将超越婴儿潮一代，成为美国购买力最强的群体，到2020年，这一新生代将占到美国劳动力的近50%。千禧一代除了比他们的长辈们更善于利用科技之外，他们与生俱来的全球意识和群体归属感也会更强。不过，如果婴儿潮一代能够做好思想和组织化的转变，拥抱科技，那么这几千万的“数字移民”就可以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与千禧一代的热情、数字智慧和创新精神结合起来，从而在解决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上作出更加重要的贡献。随着在线平台使捐赠愈发民主化，并且当慈善行业对新的、可测量的变革模式的需求愈发急切，技术的应用可以极大提升我们的能力，为一些世界性的重大问题制定可规模化的解决方案。现在，技术工具都已在我们手中。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议题编辑：
林夕，关注社会创新和教育，MPA主修影响力投资，本职工作为美国教育科技公司MobLab国际市场负责人，曾任AI早期基金投资总监，数据教育公司联合创始人，Alchemist 斯坦福孵化器兼职小顾问。中美倒班无时差，爱好徒步露营、攀岩、网球、瑜伽，希望保持一颗初心，做现实的理想主义好青年；
姚森，《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版编辑；
学术顾问：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哲学、科技伦理、信息与智能的哲学、伦理与社会研究等。现任中国大数据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首席专家等。著有《可接受的科学：当代科学基础的反思》、《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等；
作者：
劳拉·阿里亚拉加·安德烈森（Laura Arrillaga-Andreessen），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讲师，也是斯坦福慈善与民间社会中心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她还是硅谷社会风险投资基金（SV2）的创始人和董事长、劳拉·阿里亚拉加·安德森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总裁、马克和劳拉·安德森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兼总裁。她也是《捐赠2.0：改变您的捐赠和我们的世界》一书的作者。